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城市化转型之中与之后的世纪展望　　现在我们知道，人类在采集—狩猎的自然状态中经过了几十万年的进化和演变。那时，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完全依赖自然界的恩赐，因此其实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以人为中心和导向的公产和私产的财产制度。只有从采集—狩猎的自然社会飞跃进化到种植—养殖的农业—畜牧业社会之后，才标志着人类从史前的蒙昧和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也开始了人类财产权利制度安排特别是私人产权制度的历史。种植—养殖社会形态实际上兼容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安排，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既见证了古希腊城邦的自由民与奴隶，古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大规模奴隶制，也见证了欧洲中世纪典型的封建农奴制，以及中国以郡县制为架构的皇权官僚专制与自由农民的组合。总之，人们实际上无法用任何一种单线条连接的方式如奴隶制或封建制，来定义或描绘分散多元的农业—畜牧业文明所呈现的社会经济形态及文化的绚丽多彩。　　当然，尽管有横向发展的多样化和层次性，但从纵向角度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其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在人类的农业社会持续了几千年之后，18世纪中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再一次而且是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与地球资源的关系。因为从采集—狩猎向种植—养殖经济的转变，无论对于人类标志着多么革命性的飞跃和转变，但对于地球资源的新陈代谢和自然演变来说，人类活动的变化并未添加什么影响。工业革命就完全不同了。人类在过去200多年中，巨量地消费甚至迅速耗尽地球在几十亿年里积累的若干资源和物种，并开始影响地球脆弱的生态平衡。　　工业革命开启了农业社会的转型。但它并未像其在18、19世纪的一些伟大预言者眼中显示的那样，要将人类社会转入大机器的工业社会。工业的产出占人类社会产出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早已开始了其下降的旅程。信息革命、能源革命成为更热门的话题。工业的产出份额似乎在重复当年农业产出份额相同的命运，在国民收入中下降到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比重(图前-15)。尽管工业比重在发达国家中急剧减少也引起了一些忧虑和讨论，但服务业取代工业制造业主体位置的趋势看起来不可能逆转。与此同时，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事实是：人类已经和还在进一步从乡村社会转为城市社会。　　从农业乡村社会到工业化信息化的城市社会的转型，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如表前-10显示，可融入市民化的城市社会就相当于是高收入俱乐部的入场券。表前-11进一步说明，即使形式上的城市化也与其人均富裕程度成正比和高度相关，而城市化率超过70%的国家和地区(除了人口只有六万多的马绍尔群岛外)，全部都进入了中高收入及以上的阶段(表前-12).　　也就是说，与当年种植—养殖革命带来的区域性和多样化发展不同，工业革命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全球化色彩，而且从20世纪后期开始越来越显示出世界大趋同的前景。尽管这种趋同的内容和方式与早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有相当的不同。人类社会向缩小贫富差距和增进社会乃至全球协作的趋同，不是靠改变财产制度的暴力革命，而是依赖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在财富创造中日益主导的作用，而是由于人类认知和技术能力的巨大进步使地球日益变小从而增加了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尽管如此，他们所预言的世界趋同以及在社会规模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协调，确实已经和正在成为确定性的事实。　　也因为如此，尽管发达世界非常乐于其价值观念的扩散趋同，但还在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经济起飞之初，许多人就发出疑问，地球资源能否承载世界这种在经济上的趋同，即承载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有人测算，发展中国家如果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按照美国人均资源能源的消耗标准，那么一个地球的资源是显然不够的，至少要有几个地球。这就是所谓加总问题，即当一个在局部成功的案例扩大到总体时，是否会有总量瓶颈而形成合成谬误。　　尽管也许有人已经从这种担心中嗅出了发达国家试图保持自己既得利益格局的傲慢，但是，考虑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食品和医疗医药技术的奇特组合，使世界从1800年工业革命时代的10亿人口在本世纪中期将上升到100亿，即在350年中增长10倍，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绝非无稽之谈或杞人忧天。而且从今天起40年内全球新增的30多亿人中，只会有1亿在发达国家，10亿在如中国、印度这样的已经开始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而三分之二将在更加贫困的起飞前国家。显然，这既会显著加重发展中国家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压力，也会给全球的资源环境前景投下一个更大的阴影。　　此外，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要在本世纪完成城市化进而现代化转型，还面临着发达国家本身的调整和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等金砖国家的经济崛起、竞争力提高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有吸引力投资机会的流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甚至惊呼美国的制造业正在消失，强调这个趋势必须扭转。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和过度负债，与若干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率和大额贸易盈余乃至资产价格泡沫，构成了所谓全球经济的失衡问题。而必然会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这种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努力，肯定会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新的挑战和冲击。　　因此，环境资源的整体约束，与发达世界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博弈，将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可持续性的最大外部考验。　　好消息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本身会快速下降，而随着现代经济增长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依赖，人均收入提高的资源环境消耗也会相应降低。可以预料的是，全球城市化进而现代化转型在跌跌撞撞之后总能于本世纪末或更晚一些时候完成，人类在工业革命400多年后将最终实现世界经济再次大趋同，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遍富裕社会。但人类在跨越工业化城市化转型陷阱，进入后城市化阶段的同时和之后，会面临一个更长期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陷阱的挑战。人类在城市社会阶段是否可以首先在能源约束上取得突破，继而去突破资源和环境约束，使自己从富足走向更加富足，我们今天虽然可以看出若干端倪，但其实并不真正清楚。　　可以想象的是，人类在进入城市社会之后无论还会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但最终可能多少和我们的祖先一样，与生态环境陷阱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角逐并共存亡(即当地球本身的生态系统还存在时，人类学会怎样不因自身逐利的努力去破坏和毁掉它，而当地球因人类或自然的原因已不适宜人居时，怎样为自己找到新的栖身之所，当然那是未来时代的人才能回答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不是因为任何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而诞生的，也不会沿着任何固定或人为设想的意识形态框架而发展，而是适应着这个种群生存和谋生方式，不断地探索和改造其社会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　　每一代人只能回应自己时代的挑战。处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我们面临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历史和国际背景下，一个相对微观和具体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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