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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城郊农民一补就是千万富翁远郊10万都不到

发布时间:2021-01-21 16:36:22 阅读: 来源:渔护厂家

华生:城郊农民一补就是千万富翁 远郊10万都不到

华生在对话中表示,城郊农民经常一补就是千万富翁,远郊农民现在平均家庭十万块钱都不到。

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城镇化三人谈”由凤凰网总编辑刘书对话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组中心主任李铁和经济学家华生。

华生在对话中表示,城郊农民经常一补就是千万富翁,远郊农民现在平均家庭十万块钱都不到。城市化不能是让一部分人富了,同样农民,一部分农民暴富,其他农民那么差,所以这个利益要调整。

华生指出,城镇化过程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从各国来看一方面是农民进城,另一方面有一个中小城镇人进一步向大中城市迁移复合地过程。

华生表示,对于农民来说,当然不同的农民是不一样,我们在农民问题上很多口号问题都出在这里,因为譬如说对城郊农民来说,城郊农民最好是农民自主城镇化,那城郊农民都富了,城郊农民希望这样。北京典型的郑各庄,七千亩地,他们一千多人城镇化了,他们确实都富了,确实是最好的路径是这样。

对于非城郊农民来说他们要求不一样,他们希望他们在农村这些利益不要受到损害。他们对于农民上楼,非城郊农民上楼,一般农民是很反对的,希望他们到城里面打工能够有选择权,能够市民化。而且最好既能够市民化,农村利益又不丢。

这个东西都不能美化,实际大家都是为了利益考虑。而这些利益诉求跟整体国家城镇化要求很多都是相互冲突的,我们可以看出来的。   ------------  警惕城镇化的三大陷阱  雾霾锁住北京 、华北甚至整个中国,这是人人身处其中的污染困境。同样应引起足够关注的,还有人们身边的水污染。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还潜藏着某些“隐形炸弹”,比如房地产泡沫以及土地制度改革失误引发的城市低密度蔓延。  这两大问题与复合型污染一起,构成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所说的城镇化发展三大陷阱。  “从短期看,我们需要紧急亡羊补牢;从远期看,要改变一直持有的”人定胜天“的潜意识,进而深刻反思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科学性。”仇保兴说。  解析乃至解决这一系统性问题,考验的是决策者的决断力。《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日前在位于北京市三里河的住建部对仇保兴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专访。他说,我们当下需要的是“拆弹”的技巧和耐心,这个工具应该是“微调”,如果巧妙应对,我们完全可以绕过房地产泡沫破裂、复合污染加剧以及土地管理失控这三大陷阱。  曾经有着18年地方领导工作经验,担任过副省级城市杭州、地级市金华、县级市乐清党政负责人的仇保兴对此既有忧患意识,又充满解决问题乐观的理性精神,他深知如何使国家制定的宏观政策在地方充分落实,以及充分吸取来自地方的鲜活经验做决策,是处理央地关系的重要考验。  他提醒:“我们的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一定要警惕最坏的情况,即决策不科学带来的集中力量办坏事。”  复合性污染危机  在雾霾之外,长期工业化发展带来日益严峻的水污染的困境,从而引发复合性污染陷阱,仇保兴认为,我们应该摒弃一贯的“人定胜天”的意识,建立起科学的“海绵城市”的思维以有效纾解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的心目中,住建部是与火热的房地产紧密相联的。而你最近却发表了一篇阐述水污染的文章,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水的问题?  仇保兴:我如此关注水的污染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像大气污染般更容易被民众和决策者们察觉。事实上,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系统性的污染问题,这需要我们统筹地去看待。  我认为水污染的危机比空气污染的后果更为持久,因为空气污染是漂浮的,正如今天空气污染很严重,如果明后天来了陈西北风可能马上就能晴空万里了;水的污染则不同,是会长期存在的,地表水的污染会变成地下水的污染,地下水的污染会造成土壤的污染,从而引发农作物的污染,又进而造成食品污染,这是一条极为危险的污染链,这一代污染了,子子孙孙还要受其影响,重新治理成干净的水体周期漫长。  工业经济发展的特征是有放大效应,一个工业化的工作岗位会产生0.8个服务业的就业岗位,这0.8个服务业的岗位又会产生相当量的高技术产业工作机会,这就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塔式效应”,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城镇化的好处。  坏处是什么呢?最突出的就是能源危机和污染问题。能源问题我们意识得相对比较到位,现在正在积极应对;但是污染的问题我们认识比较晚,不少人认为这类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动会解决,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的标准看似比欧盟还高,但这不代表更多的意义,因为人类每一年制造的对大自然的新污染物超过1万种,并没有统计在内,现在说的自来水达标,仅是考虑这100多种最常见的污染物不超标。所以很多所谓的“达标”也是很局限的,现在对此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会带来很大的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水污染等复合型污染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  仇保兴:因为上报数据程序的局限性,不少人总觉得水污染基本得到控制,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日趋严重;另一方面与我们的一个意识有关—总是迷信我国的举国力量可以远距离调水,这种小事难不倒中国人,这就助长了犯错误的机会,有可能会在这个危机陷得更深。  我国的水资源本不充足,虽说分布不均,但从富裕的地方调水,调水量也不能超过枯水期流量的30%,如果超了,这条河流的水生态状态就会发生破坏性的改变,造成水源地的生态危机,那么,这种调水从整体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远程调水工程本身花费巨大,而且可能带来一系列污染问题。比如说这些水都是从地表走的,到达目的地之后也都可能成了污染水。在济南有一个国家一级水质检测分站,发现黄河调来的水除了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外还有很危险的寄生虫卵,水不烧开虫卵也就杀不死。现在各种各样的肺囊肿、肝囊肿等病可能与此类虫卵有关。  在我曾工作过的杭州市,当地领导感到压力巨大的是各方都要从新安江水库调水。我认为,应对这一调水的“决策依赖”只有一个办法—应该调来后在百姓家中流出纯净水来,用不锈钢的管道输送,价格在710元钱一立方,直接可以饮用,而且富含矿物质。绝对不能把有损原生态、损耗巨额公共资金调来的水去搞工业或者其他产业,要用杠杆机制把调水量严格控制住。  在多年前,我就曾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南水北调过黄河的成本很高,要穿黄河底前,希望再对南水北调进行一次科学性的论证,根据我的计算方法,算下来的结果是根本不需要每年调35亿吨水,只要8亿吨就可以满足了,这8亿吨水完全可以用管道输送,不需要占良田,这样成本就省下来了,如果将来实际用水量高于预估的水需求量,再启动第二条管道建设也不迟。  我们要注意到,习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讲到了一句话,我想很多人未必完全明白。他说: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必须顺应自然,比如,在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总书记讲的“海绵城市”的概念十分重要,但在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在这个“海绵城市”的机体中,雨水的利用可以满足饮水的30%以上,中水回用、污水重新处理成干净水也可以解决30%,然后海水淡化解决30%,海水淡化每吨5块钱,污水处理成淡水只有2块钱,从而实现所有的水的自给自足。污水处理后的水,新加坡叫“再生水”,新加坡人受儒教影响,扭转风尚习惯要上级先行,李光耀先喝再生水给国民看,居民再学着喝。这个理念我们也完全可以学习。  《财经国家周刊》:关于水的循环利用等问题,2008年中国和新加坡双方兴建中新天津生态城时就曾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作为一个试验内容,现在这一点实现了吗?你作为中新合作建设的第一个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合作理事会最早的委员,怎么看这些年来中新两国合作对中国城市管理经验提升起到的作用?  仇保兴:天津中新生态城正是在学习新加坡的“海绵城市”理念,现在天津准备建设两个日产30万吨的海水淡化厂,并且有人已经提议不再需要南水北调的水。  我认为这些年下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建立起的“水是可以循环利用”的这个理念,城市用水不能再用“加法式”的调水思维。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我算是最老资格的理事会委员,在刚开始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时候,基本上从规划到管理还是新加坡方说了算,天津生态城则更多的时候是中方说了算,因为中方在城市化的经验积累到了不亚于新加坡方的水平。到现在中新合作15年的发展,中国人基本把新加坡空间设计规划等城市建设经验学了不少,以后还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因为“软件”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  我想,我们学习新加坡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的相容相通,两国都是华人社会,社会的核心结构是血缘、亲缘,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同心圆结构,新加坡这样资源非常贫乏的地方可以做出这么多创造力的事情,可以做到科学化、制度化的先进管理,这些年的合作让我们更清楚:同为华族,我们也可以做到。  “房地产泡沫”可克服  作为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当然关注房地产的泡沫问题,只是他将这一问题放在城镇化发展的一揽子问题中进行考量,房地产现在已经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课题。  《财经国家周刊》:房地产泡沫已经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这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问题,而是无论政府、企业界还是民众,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房地产是不是有泡沫?泡沫有多大?会不会破裂?  仇保兴:很明确地说,第一,我国少数几个超大城市房地产确实有泡沫,而且这几个城市的金融资产加起来占我国的半壁江山。第二,这个泡沫我们有办法和机会来克服。从世界经验看,我国现在还不到泡沫破灭的时候,但如不采取措施,可能在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的时候会引发系统性危机。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表”,我们要做的是在此之前想明白采取微调的办法,不要像日本一样,到了65%的时候还一味地吹,日本人当时都被迷惑,所有的人都去炒房,有意思的是当时一个东京都,居然房地产的价值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全州还大,所有日本房产价值加起来的钱可以把美国的国土买两遍,房地产居然会产生那么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哪里来的?许多日本人没有细想,只陶醉在财富易得的兴奋中。  我国离这个陷阱的边缘时间段可能还有10多年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放任泡沫膨胀,再过10来年后突然系统性破裂,单个百姓的房产价值从一千万突然变成一百万,百万富翁则变成负翁了,房地产市场特有的“越降价越无人购买”的怪圈会引发相关的70多个产业大衰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走下坡路,随后金融系统崩溃,这个时候个人的困境马上爆发出来了,形成系统性风险,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就会陷入危机状态。  《财经国家周刊》: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银行体系和土地制度,房地产泡沫不会像日本那样破裂而造成可怕后果,你怎么看?某地的房地产泡沫大小如何衡量?  仇保兴: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海南省就曾为房地产泡沫破裂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当时,该省决策者正是有着房地产泡沫中国可避免论的幻想,放任海内外机构和个人在海南炒房,使资金流几乎全部脱离实业。直到2006年下半年开始,元气大伤的海南省房地产,才开始了缓慢的恢复性增长。  一般来说,观测某地房地产泡沫的问题可以看两个数据,一个是房价与收入比,如果这个数字稳定低于10是没有问题的;另一个是租金和房价比,如果这个数字稳定略高于银行的利率也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大大低于银行利率,比如1000万的房子年租金只是12万,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前几年温州就是这种情况。  《财经国家周刊》:由于房地产的不可移动性,某种意义上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起着关键的作用,如何明确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职责并提高它们的调控积极性?  仇保兴:我曾提出应该从五个方面考虑着手去解决,一是明确地方政府对住房市场的监管和调控结果承担责任;二是明确城市政府应及时制订当地住房市场调控目标;三是明确对地方政府公布的住房市场调控目标的监控和责任追究;四是明确对未完成年度调控任务的地方政府负责人约谈问责的程序;五是明确扩大地方政府监管调控当地住房市场的权限。  此外,我认为先可推出两个武器:一个是消费税,一个是空置税。香港就是用了这两个“辣招”把房价控制住了,香港的资本市场完全暴露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其人流量和购买力可能是大陆几个城市加起来都不能比的,这样的情况下都能把房价控制住,你说大陆的大城市控制不住房价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事实上,我国少数大城市房价没有控制住,一方面是因为政策设计不尽合理,应该用的工具没有用好,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真心实意地去调控。  土地制度改革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土地不仅是财富之母,也是社会公平之基、生态环境的底板,这方面的改革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仇保兴认为,必须设立非常明确的改革目标,分析利弊、去伪存真、有条不紊地先试点后推行。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热点话题。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应当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土地制度应当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完善现有征地制度,你对此有何看法?  仇保兴:任何制度改革只是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大目标首先应是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保护节约耕地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次是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有利于增加村集体收益。再下层次的目标,才是提高农民土地资产性收益和减少土地征用拆迁纠纷。在改革方案选择过程中,如出现目标间冲突时,低层次目标要服从于高层次整体性目标,不能本末倒置。  早在几年前,我就撰文分析小产权房的多种危害性,如不加以严肃处理,再加上对新政策误读,将会引发大量的城郊农民以种田为业转为“种房子”了。这将会使上述三项大目标毁于一旦。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小产权房项目都有当地基层党政干部暗中入股牟利。建议严令各级党政干部及其亲属一律不得参与或购买小产权房,并严肃处理顶风涉案者,就可以起到一石双鸟之约束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这些年,地方政府仿佛走向了一个地方财政的死循环,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财政,同时又受困于土地财政。如何才能理出一番公共财政的新天地?  仇保兴:习总书记经常讲,我们在改革中间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我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有可能犯错的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是最容易犯地方性错误的,因为要推动土地私有化试点政策的声音还是很强的。  土地财政要“一分为二”来看。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外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城镇化能否健康持续表示怀疑,因为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公共财政堆积的过程,农民进城需要高额的城市公用设施配套投资,简单匡算人均需要20万元以上的公共开支。  现在社会上确有众多专家对土地出让金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片面认为有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才有钱,有了钱就会办坏事,贪污受贿,搞形象工程,进而有动力把房价推高。不少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潜伏着财务风险和房地产泡沫。依据这个因果链条,就提出了一个药方—立即终止土地财政。我想这个话是讲对了一半,有钱就会做坏事吗?市场经济使老百姓致富,也造成了贪官污吏,中国就要从市场经济退回计划经济吗?  解决土地财政问题不能简单地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我就提出过一个药方,土地财政是双刃剑,我们要改的不是把土地财政取消,而是把土地财政的支出规范起来。怎么规范呢?可以通过建立“地方土地基金”,实行比一般预算更为严格的开支约束来控制风险。土地基金有成功的例子,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是这样做的。  综上所述,精心设计改革路径,谨慎稳妥推进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着眼于前述三大高层次目标的实现,将“土地私有化”的负面影响装进“笼子”,要切实防止因误读政策引发某些“声势大、力度猛”但有损于长期整体目标的极端做法。(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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